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世界范围内兴起，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到2017年底，已有171个国家加入该《公约》，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得到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重视。重新认识、理解《公约》中提出的保护理念，推动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具有积极意义。

　　《公约》提出要保护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或者叫“存续力”，实际上这两个词是对应的英文Viability分别在《公约》文本和《公约》操作指南中不同的中文翻译，“存续力”这个译法似乎更中性、更客观一点，也更清晰。要能够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并延续下去，也就是能够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面临威胁的情况下，采取保护措施，让非遗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地被再创造，让下一代仍然能够享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多样性，也就是保护它的活态演变。

　　非遗不是僵死的，而是演进的，但是演进又不能脱离其背景或扭曲其本质。恒定性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创造出来开始，就体现了群体的审美和价值观，从古到今，一脉相承。关于自然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反映了一个群体的世界观，表演艺术、口头传统反映了群体的民族精神，传统美术、传统手工艺表现了群体的审美趋向，这一点是不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社区、群体和个人创造，由他们认定视作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与特定人群息息相关，离开了这个联系，脱离了这个语境，这些文化事项就很难再被视作特定人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终极目标也不一定是重新让它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更重要的是让它起码能静静地存在下去，为人类的文化百花园提供许多不一样的品种，在人们往回看的时候，它能够提供研究的基因密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产业发展是两车道，既有相关性，又有不同的视角和目标。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创意的源泉，文化产业发展也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机遇，两者也都能够为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做贡献。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注重传承，更着眼于保护，更偏重于与特定群体的联系，而文化产业则可以不考虑与某个特定群体的相关性，可以脱离其语境，可以以更大的创新、大批量、工业化的生产进行制作，也可以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数是群体内部的实践和传承，文化产业则更多的是生产主体对他者的供给和服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层面，也有专门引导和促进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的公约。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反对遗产的商业化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需要可持续发展。《公约》操作指南中指出：“某些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产生的商业活动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可提高人民对此类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并为其从业者带来收益。这些商业和贸易活动有助于传承和实践该遗产的社区提高生活水平，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

　　国际社会制定《公约》的一个初衷就是想为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依据，但是很遗憾，《公约》并没有实现这个目的。《公约》中最凝聚共识的是确认了遗产的拥有者和实践者是谁，但并没有就拥有者拥有什么样的权利作出主张，这个任务又交给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去完成。然而《公约》也没有完全避开这个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化利用中，提出了几条原则性的意见，一是避免商业滥用，商业利用要以保护存续力为前提，有些遗产能够商业利用，有些则不能；二是避免去语境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社区群体相关，和特定的文化时空相关的，离开特定的群体和特定的文化时空，这类遗产就失去了意义；三是在商业活动中，要保证相关的社区、群体或者个人成为主要的受益方。这第三点，可能是最难把握的，如何在商业活动中平衡相关社区、商业机构之间的利益分配，恐怕还需要深入研究、积极探索。

　　制定和实施《公约》无疑是近几十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社会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传承人类优秀文化传统方面做的最显著的工作，是联合国系统内缔约最快的公约，说明这个《公约》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一些尚未缔约的国家也不是反对《公约》，而是因为某些条款与国内法律的衔接问题没有加入《公约》。这个《公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公约》本身并不是教科书，也不同于其他领域如法律、经济领域的国际文书那样有相当的精准度和约束力。《公约》在条款中除了少数“缔约国应……”的条款外，大多数都是原则性的“鼓励”等词语。而且，《公约》也相当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各国国情的多样性，鼓励缔约国在履约过程中，根据本国的国情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甚至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不同的定义和分类。因此，各个国家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途径，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无疑，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形成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独特经验，对世界具有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