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蕃禺”二字

　　刻在了一件漆器上

　　漆艺在中国新石器时期已出现，是古代中国为人类文明做出的杰出发明之一。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中原地区的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种植漆树。但相较于中原地区，岭南漆艺出现时间并不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岭南地区还并没有漆艺的遗存留下来。学者们推测，大约是当时的岭南先民还没能有效地利用漆树。

　　广州博物馆收藏的漆奁，是1952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州西村石头岗的一座古墓中发现的，呈椭圆长方形，是“蕃禺”地名见于考古实物最早的一例。但它并不是岭南所见最早的漆器。在广州东郊螺岗一座秦朝军人墓葬中出土的盘、奁、耳杯的残迹，时间要更早，也说明岭南漆器很可能是随统一岭南的秦军将士传入的。“蕃禺”漆奁中烙印铭文的做法，也是延续中原工律的传统，说明它应是在番禺本地制造，或者是由番禺郡治所定制。广州博物馆研究人员吴红丽认为，它是秦朝统一岭南地区并推行郡县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物证。

　　这件漆器给我们留下的想象空间有很多。比如，它上面的“蕃禺”是怎样变成今天我们所写的“番禺”的？根据吴红丽的说法，在香港出土的东汉后期墓砖上有“番禺”铭文，可见“蕃”字至东汉时才去掉“艹”的。至于“蕃禺”的意思和起源，说法就更多了，一般认为是因城内“番山”“禺山”两山而得名；还有人认为是因在越秀山（郦道元认为早期越秀山即名番山）之隅；也有人觉得这两个字应该解释为当时中国边远地区之意；部分学者还认为“番禺”是由古代越语“布越”一词音变而来，布即人，引申为村庄、聚落，越即越人，“番禺”也就是“越人村庄”，或“咸水”（即盐水、海水）可达的聚落之意。

　　无论怎样，“番禺”这个词在很久之前就被认定为广州在史籍上最早的名称。直到1921年“广州市”的设立，“番禺”才有了新的意义。

　　晚明形成广东三大漆艺中心

　　从“蕃禺”漆奁出现前后开始，岭南，特别是广东地区的漆艺开始缓步发展，并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在吸收了丰厚的中原文化滋养基础之上，立足本土，渐渐自成门户，蔚为一宗。

　　汉代漆艺达到了一个巅峰。学者何振纪指出，大部分汉代出土漆器历经2000年仍光泽照人，有的仅剩一层漆膜，仍然形态完好。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的3米长的鎏金铜框架漆木屏风即是如此。晋代岭南所产的漆扇已经被运往京城。由于设计复杂，用料多样，做工精细，风行一时。南北朝广州大量生产银涂屏风和绿沉漆器。唐代出现的“绿绮台”等广东四大名琴，也反映出当时的漆艺水平。

　　南宋时，岭南的描金漆艺开始成为一方特色。这种用金粉在漆器上绘画花纹的方法到了元代，随着海外贸易的拓展享誉海内外，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波斯、印度等地。

　　何振纪指出，“早在晚明时代，广东本土的三个漆艺中心已经形成：潮州的金漆木雕，阳江的金漆画，以及广佛的髹漆家具。”早在16世纪，就有葡萄牙访客提到广东漆艺家具的盛况，广东漆器已经被不断运往欧洲，1784年，第一艘来华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也是运载了大量广东漆器回程；至17、18世纪，广东已是全国最为有名的漆艺家具制作中心之一。

　　根据清宫造办处的档案，雍正时期（1722~1735），宫中的木、漆、雕工，大部分来自苏州和广东，而乾隆年间（1735~1796）向粤海关订制的家具也为数不少。故宫里的乾隆紫檀雕花龙椅就是广州制造，通体雕花，素髹着漆，为清代“广作”家具经典。

　　广东工艺作坊黑漆描金家具生产的繁盛，在18世纪初期的欧洲文献里也能找到佐证。当时的“广作”家具被视为至高标准，甚至在“京作”之上。乾隆年间，广州十三行作坊云集，无论内单外单，皇家订制还是平民选购，来者不拒。

　　当年的这些“广作”漆器，现在许多都成为了世界各地博物馆的珍贵馆藏，作为中国风格的代表器物影响西方。

　　“广作”与日本漆爆发激烈商业竞争

　　在漆器对西方出口的历史上，“广作”和日本漆曾有过一段激烈的商业竞争。

　　何振纪指出，在18世纪，中国的广东和日本的长崎占据了输往西方的远东漆器的大宗，两地之间又互争技长。长崎的漆器从室町时代（1336~1573）已经开始大量出口，尤以精美华丽的莳绘漆器著称，在中国的鉴藏家群体中也很受珍视。广东的金漆艺术在争夺海外市场过程中，也部分吸收了日本金粉莳绘的工艺手法。葡萄牙人窃据澳门后，日本漆器成为重要的货物。而“广作”漆器则主要是在1600年之后经英国人输出的。

　　何振纪指出，西方人对中国髹漆艺术的最早认识主要来自那些进口的漆艺家具。特别是那些多扇折叠并带有丰富装饰的大型屏风。它们上岸后常被剪碎来镶入小型的欧式家具或室内嵌板当中，“中国漆器加上青花瓷装饰，为英国的威廉与玛丽时代（1689~1702）的室内装饰风格带来巨大影响。早期欧式的髹饰家具特别闻名的是三位德雷珀斯商人：赫伯特、德诺特及普瓦里埃，他们是少数能提供优质东方漆艺的商人。这些商人亦兼设计制作，他们经常将来自远东的漆箱、漆屏及漆柜进行分拆，再组装成为竖面凸板的板心，其余部分则由本土所产的仿漆艺来装饰”。此外，也有少量家具是欧洲设计好样式后送往中国进行髹饰。雕漆工艺一般以北京及苏州为贵，而描金则多是来自福建及广东两地，其中又以广东的出产引领一时的风尚。

　　何振纪指出，早在17世纪末期，以广器为首，中国的漆器出口已经盖过了日本所出产的漆，逐渐挤占了出口西方的漆器市场。此后，荷兰开始削减进口日本漆器的订单。中国的外销金漆器在艺术效果上接近日本的莳绘漆器，而且产量巨大，价格也低于日本漆，十分适合于日用装潢。18世纪30年代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也进口大量中国漆器贩运于欧洲，同时也往日本运去包括“广作”在内的中国漆器。直到18世纪末期以后，在国内局势不稳，国外化学漆兴起，审美趣味改变等综合因素作用下，“广作”漆器才逐渐退出了国际奢侈品市场。